从早期关注“三农”问题，到近年来聚焦海洋渔业政策与渔民问题，中国海洋大学法政学院教授同春芬一直坚持将基层调研作为做学问的立足点。
谈及调研对学术研究的作用，同春芬用一句话概括：“社会调查是学术研究的基础，多年的社会调查带给我最大的感受是，有生命力的学术观点一定是从基层的调查中形成的。”
专注于渔业和渔民问题的调查研究
同春芬说，“三农”问题是她学术研究生涯的起点。近年来，我国海洋渔业发展面临资源衰竭、环境受损、生态失衡等一系列问题。受政策和制度因素的影响，渔民的利益不断受到损害，已经被推至“边缘化”地位，同春芬的研究视野开始转向海洋渔业政策与渔民问题。
在采访过程中，同春芬不断强调社会调查的重要性，在她看来，社会调查是学术研究的基础，她将社会调查作为自己学术研究最主要的方法。
社会调查能够深入群众，切实了解群众的问题，获得书本上难以获得的知识，同春芬对这一点的体会尤为真切。由于生态恶化等因素，很多渔民陷入无鱼可捕的境地，学界一般用“失海渔民“概括这一群体，通过不断地调查和走访，同春芬意识到“失海渔民”概念的使用值得商榷。她说，我国海洋渔业资源所有权主体为国家，渔民面临的真正问题不是失“海”，而是失“渔”，是渔业权的缺失和无鱼可捕的问题，使用“失渔渔民”来概括这一群体是比较准确的。
在社会转型的当下，为深入了解渔村社会的真实情况，同春芬曾在大连市后石村进行了两年零八个月的调查走访，调查内容包括村落背景与自然状况、民间习俗与民俗语言、外来人口与阶层分化等，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同春芬从村庄的历史事实入手，从微观层面对后石村的经济发展状况进行了深刻剖析，挖掘其中的内在品质和外在表现，以后石村为切入点，阐释我国农村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一般轨迹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
海洋渔业转型的根本是渔民转型
近年来，由于我国海洋渔业资源恶化的状况日益严重，强大的捕捞能力与脆弱的渔业资源之间矛盾日益增大，为应对这一局面，部分地方政府对渔业和渔民采取了双控（控制渔船数、控制渔船马力）和双转（对渔民实行部分转产转业）措施。
同春芬告诉记者，海洋渔业资源是典型的公共资源，当前海洋渔业发展陷入“制度困境”，造成渔业资源的严重衰退。具体表现在：“双控”制度未能取得预期的成效，却导致了海洋捕捞的失控；“双转”制度虽然减少了传统的渔业劳动力，却吸纳了非渔业劳动力的加入；惠渔政策未能惠及广大渔民，却加剧了渔民的贫富分化。
“近年来，渔民的收入总体增长速度低于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相比差距逐渐拉大。”同春芬告诉记者，对于海洋渔民群体而言，被“边缘化”的趋势十分明显，此外，由于海洋经济的快速发展，大批海域被征用、填没等，海洋渔民世代谋生的传统渔场不断地被破坏，由于社会保障的不健全，严重影响渔民的生活水平，再加上城镇化的迅速发展，蕴含独特文化价值的渔村面临消失的危险。
海洋渔业转型的基本目标是使海洋渔业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传统渔业劳动力向现代渔业劳动力转型。同春芬告诉记者，其中，海洋渔业转型的关键是海洋渔业政策的转型，应该对海洋渔业政策的价值取向进行重新定位，将扶持弱势产业、弱势群体作为海洋渔业政策的基本价值目标。海洋渔业转型的根本是海洋渔民的转型，应该加大对海洋渔业和渔民的政策扶持力度。
加强海洋渔业政策研究
同春芬认为，海洋渔业的转型需要根据海洋渔业产业发展及其变化的现状和未来变化趋势，通过科学地选择与控制，对海洋渔业经济各产业进行新的组合，以实现传统渔业向现代渔业转变，这离不开社科研究的参与。
“在我国，渔业被列入大农业的范畴，在渔业政策的设计上未考虑渔业的特殊性，也未区分渔业与农业的不同点，新形势下实施区别的渔业政策已势在必行。”同春芬表示，海洋渔业政策的研究亟待加强，未来应将渔业政策从农业政策中剥离出来，制订完整的符合中国国情的合理、科学、有效的渔业政策措施和体系，注重渔民权益的维护以及政策的普惠性，使渔业政策实现社会公平和社会公正。
面对渔业劳动力分化这一现实问题，同春芬建议，应继续开展推进渔业管理制度创新的研究。例如，应准确界定和区分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性捕捞群体和以捕捞为谋生手段的传统渔民，从立法上确立传统生计渔民的渔业基本经营制度，对商业性捕捞群体严加限制和控制，保护渔业资源。
“海洋渔民作为一个不同于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的特殊群体，由于受到社会变迁和社会政策等制度因素的影响，其在社会系统结构中所处的位置越来越趋于‘边缘化’。”同春芬表示，渔民在海洋开发建设中导致“失海”等权利和利益受损后，他们的择业、基本生活、医疗、养老等得不到保障的风险更加突出，应该通过制度建设解决渔民的后顾之忧。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5月21日第598期 作者：本报记者 张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