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2014-9-26中国海洋大学学报 作者：陆信礼
教师节前一天，哲学家、国学大师汤一介先生病逝了。看到这个消息，心中很感痛惜。在我们这个领域―――中国哲学研究领域，又少了一位在世的大师级的人物。这对中国学术界来说，是一个多么大的损失啊！
对于曾受过汤老教诲的后学来说，最好的纪念方式莫过于光大、发扬他的学术思想了。我不是汤老亲授业的学生，对他的著作读的不多、理解得也不深，根本没有谈论老人家学术思想的资格。但是，我作为一名研习中国哲学的晚辈后学，此前有幸得到汤老的直接教益，而且，老人家对我的教诲，对任何一位学习（中国）哲学者来说也是有指导意义的。近年来，我很想将其整理出来，但总感觉自己体悟不深，一直不敢下笔。现在汤老走了，也该将对老人家教诲的体会进行一些整理了。当然，才疏学浅的我只能勉力地作一点初步的勾勒和梳理。
我曾与汤老有过三次见面。第一次见汤老，还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前期，我读大二期间，那时母校南开大学人文学院成立，学校请了北京大学的两位教授过来“捧场”，其中一位是德高望重的季羡林先生，另一位就是汤一介先生。闻讯之后，我立刻从学校的老图书馆向人文学院成立大会的会场―――东方文化艺术楼赶去了。季老的鼎鼎大名我早就听说过的，但当时主要是奔着汤先生去的，因为我刚看过他的两本著作―――《郭象与魏晋玄学》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道释》，很为他深刻的思想、清晰的思路、优美流畅的文笔所吸引，觉得他真是一位成就卓越的国学大师。会上，我仔细聆听了两位前辈的演讲。记得季老讲的是文化交流的问题，好像说过这么一句：谁要是能把 “意境”、“空灵”、“境界”等术语翻译成外文，就是一位了不起的大学者。季老是文学家、翻译家，所谈的话题自然不离本行。汤先生讲的是中国哲学文化中的重要观念―――和谐。他除了从文献角度梳理此概念的来源和发展外，更指出“和谐”思想对世界发展的重要意义。我觉得汤先生讲得真好，思路清晰，慢条斯理，娓娓道来。
另外两次是在新世纪之后了。第二次是在2002年秋季开学，南开文学院组织的“华林讲座”的开场第一讲，主讲者就是我多年来钦慕的偶像―――汤一介先生。我当然不会放弃这个宝贵的学习机会，而且准备带着自己刚买的一本汤老的著作―――《非实非虚集》，像其他“追星族”似的想得到他的签名。开讲前的十多分钟，我看到汤老坐在第一排的边上在跟几位学者聊天，于是就大胆地走上去，作了简单的自我介绍后，便拿起带来的书并翻到扉页，恳切地说：“汤先生，请给我签个名吧。”汤老毫不推辞，拿起笔就准备写，这时我又说了一句：“再给我写两句话吧。”坐在一旁的张国刚老师笑着说：“你是有备而来啊！”汤老以舒缓的语气、低声地、“略有责备”似地说：“还要写两句话！”（似乎在说：这后生，怎么还得寸进尺啊？）于是给我写了几个字，并签上他的大名。我谢了他回到座位上，看到书扉页上写着的八个字：下学上达，转识成智。
这八个字，对初学中国哲学尚未入门的我来说，当然不能有深刻理解。不过，那时的我非常高兴，连他的讲座 “从佛教中国化角度谈文化交流”的内容也没有认真听。
第三次见面是2007年在武汉召开的第十五届中国哲学大会上，当时他和乐黛云先生都去了，我听了他在大会做的关于儒学复兴的报告，会间还有幸与两位老人合了影。合影时有几位武大的研究生在场，他们也都与汤老夫妇合了影，二老的平易近人之风由此足见一斑。
近年来，我时常体味汤老给我写的八个字，在不断读书的基础上，总算有了一点粗浅的理解。
先说“下学上达”四个字，它来自儒家基本经典《论语》。该书的《宪问篇》有一段记载，孔子自述说没有人能理解他，学生子贡反问说：“为什么没有人理解你呢？”孔子回答：“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是说因为他不怨天尤人，而且能“下学上达”，因此只有上天能理解他了。该篇中还记载了孔子的一句话：君子上达，小人下达。对这两处记载的解释，学者们见仁见智。我觉得所谓“下学上达”，大致的（不是太准确）解释就是通过对具体事物 （“器”）知识的学习和了解，进而获得对一般规律（“道”）的认识。从君子的追求来看，《论语》中有“君子忧道不忧贫”、“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不器”的记载；就“上达”、“下达”中的“上”“下”来说，《周易》中有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命题。可见，“下学上达”就是通过对“器”方面知识的学习进而达到对“道”的把握。究竟什么学问以“道”为追求目标呢？很显然就是哲学了。
再说“转识成智”。它是一个佛教修行的术语，认为学佛的目的就是“转识成智”，即把虚妄的、污染的、有漏的“八识”（眼、耳、鼻、舌、身、意、末那、阿赖耶）转变而为真实的、清净的、无漏的“四智”（所作智、妙观察智、平等性智、大圆镜智），进而彰显宇宙和人生的真理。我没有看到过汤老从佛学角度谈论“转识成智”的文字，据个人推测汤先生主要是从哲学研究的角度谈论的。在评论当代哲学家冯契先生的《〈智慧学三篇>导论》时，汤先生专门地谈论了“转识成智”问题，其中指出：“如何由可说的进入不可说的、由‘知识’进到‘智慧’，冯契为我们提出一条‘转识成智’的路径。”“转识成智”是以探索智慧为目的的冯契先生经常讲的一个概念，他对该命题的解释就是“由‘知识’进到‘智慧’”。这一点也是为汤老所赞同的。因此，他给我写的“转识成智”四个字应当也是从学习哲学的角度谈的。
由以上可见，不论是 “下学上达”，还是“转识成智”，指向都是一致的，那就是：不要停留在对具体知识的学习，而要上升到一般规律或者智慧的把握。就学习或研究哲学的人来说，主要目的不应是为了增加关于哲学史的知识，而是为了进一步的哲学创造；不要定位为一名哲学工作者（或哲学史家），而要定位为一名哲学家。这实际上是在启发我如何去研究哲学、进入哲学。最近拜读汤老的《我的哲学之路》一书，我更加坚定了这一判断。汤老非常遗憾自己没有成为一名哲学家，也很慨叹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没有产生出大多数人公认的有创造性的哲学家。老人家给我写“下学上达、转识成智”八个字，是要勉励后学要立志成为哲学家啊！对于没有慧根且在哲学方面入门不深的我来说，这个目标是永远不敢想望的了。
新华网北京9月10日新媒体专电中有这样一句概括性的话：“汤先生一生致力于推动中国文化从传统走向现代，梳理、建构中国哲学体系，自己却不愿意被称为 ‘哲学家’、‘国学大师’。”这里我要说，汤老是能够配得起“哲学家”和“国学大师”称号的。就“哲学家”来说，在笔者看来，凡能从理论思维的角度对现实提出的重大问题作出系统回答的人，都可以说是哲学家，这一点汤老做到了；就“国学大师”而言，季羡林先生在为《汤用彤全集》所作序言中认为，所谓“国学大师”是指近代以来那些能够既“通古今”又“贯中西”的大学者，就此来说汤老也是当之无愧的。
虽然汤老离我们而去了，但他那高尚的人格、深邃的思想、等身的著作将永远地影响着我们，也必将启迪后来的人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