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一位智者的最后呐喊

作者:复旦大学 张广智

    在汤因比谢世前两年，他对时至1973年前的世界历史“进行了一次综合性考察”和“宏观鸟瞰”，终于在1973年完成了一部60多万字的通史之作《人类与大地母亲》。 

　　风云莫测，时代变幻，1973年发生的中外大事，小文不容细说。但就史学界而言，1973年的汤因比，总是难以忘却。是岁，汤氏已处耄耋之年，但他老而弥坚，完成了常人所难以做到的大事：是年5月，他与日本佛学家兼社会活动家池田大作结束了跨越两年的举世震惊的对话，后成书名为《对生命的选择》（Choose  Life，中译本据日文版译名为《面向21世纪的对话》，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是年，写完了他的压轴之作《人类与大地母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从12卷本的皇皇巨著《历史研究》至《人类与大地母亲》，汤因比走完了作为20世纪西方最伟大历史学家的漫长学术生涯，两年后，他溘然长逝，在他那宏富的史学遗产中，其于1973年的呐喊，留下了经久不息的回响。 

　　汤因比与池田大作的对话，纵览古今，横贯东西，从宇宙天体到世界大同，从伦理道德到气候变化，天马行空，无不涉及，核心内容却是两人结束对话时的真知灼见，且听： 

　　池田：生命是有尊严的，换言之它没有任何等价物。 

　　汤因比：是的，生命的尊严是普遍的和绝对的，它是任何东西都代替不了的。 

　　池田：正如博士（指汤氏）所说，为了使生命成为真正事实上尊严的东西，还需要个人的努力。 

　　汤因比：那就要看我们在多大程度上把慈悲和爱作为基调。 

　　汤氏在结束对话时所言的“慈悲和爱作为基调”乃是通篇对话的“点睛之笔”，也是整个对话的“基调”。汤因比说的“慈悲”是佛教的生命观用语，而“爱”则是基督教义的常用词，这里的识见，既应和作为对话者佛学家池田的信仰，也符合和验证了他本人作为虔诚的基督教徒的理念。进言之，“慈悲”与“爱”的普世性，道明了人类社会的基本准则和共同诉求，即关注人的生命和尊重人的尊严，这才是至高无上的，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取代。然而，一旦社会与良知疏离，与正义失联，生命如草芥，尊严如敝屣，那时民众则恐惧不已，世人则愤怒莫名，此刻汤因比的“慈悲和爱”，不只是这位智者个人的呐喊，也成了全社会的集体呼唤，让公平正义的阳光普照大地，让安居乐业的雨露去滋润每个个体生命的心田。 

　　在汤因比谢世前两年，他对时至1973年前的世界历史“进行了一次综合性考察”和“宏观鸟瞰”，终于在1973年完成了一部60多万字的通史之作《人类与大地母亲》。他在该书的最后，用凝重的笔调写道：“人类将会杀害大地母亲，抑或将使她得到拯救？如果滥用日益增长的技术力量，人类将置大地母亲于死地；如果克服了那导致自我毁灭的放肆的贪欲，人类则能够使她重返青春，而人类的贪欲正在使伟大母亲的生命之果――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生命造物付出代价。何去何从，这就是今天人类所面临的斯芬克斯之谜。”如果说，汤因比与池田大作的对话，全力关注的是每个个体生命，那么《人类与大地母亲》则是通过世界历史的叙事，对人类整体命运的担心与反思。 

　　此心连我心，不是吗？且看目下，每每我晨起，见天色灰蒙蒙的，顿时心情大坏，从窗外往远处看，高耸的东方明珠消失了，阴霾笼罩在城市的上空，连周围的空气似乎也凝固了，就不由让我重温起汤因比在这书中的惊世之言。环顾全球，展望当下，气候变化、环境污染、人口膨胀、贫富分化、恐怖活动等词语，也许可以缀合成为当今世界的一个缩影。试问：今日之世界，何去何从？这不正是今天人类难以索解的斯芬克斯之谜吗？如此说来，重温先贤的遗言，在今天，或在一个可以预见的将来，依然有着振耳发聩的时代意义。就史学上而言，这部凝聚了汤氏一生学术思想精华的大作问世，也确立了汤因比作为上个世纪西方史学界大师级的历史地位。 

　　关心人、关心人类的未来和命运，一直是这位史学大师难以抹去的心头之忧。说到这里，我仿佛看见了青年汤因比的身影：1921年秋，落日的余辉给群山抹上了一层阴翳，巴尔干半岛上起伏的山峦平原，若隐若现，虚无缥缈，从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开出的东方列车上，一位年轻人伫立在窗畔凝望，窗外满目疮痍，伴随着越来越浓的夜色，他陷入了沉思：西方文明向何处去？进而人类的命运又如何？借着车厢内昏暗的灯光，他奋笔疾书，写下了这样一份大纲：1.序论；2.文明的起源；3.文明的生长；4.文明的衰落；5.文明的解体；6.统一国家；7.统一教会；8.英雄时代；9.文明在空间的接触；10.文明在时间上的接触；11.文明历史的节奏；12.西方文明的前景；13.历史学家的灵感。这就是他日后为之呕心沥血40年写就的12卷本《历史研究》之大纲。令人惊叹的是，40年后的1961年，当全书出齐时，其书构架不变，仅动了两个标题。 

　　由此可见，汤因比《历史研究》的文脉与上述《人类与大地母亲》是相互贯通的，虽则两者述史体例与风格不一，一为分析比较的思辩型（《历史研究》），一为编年体的叙事型（《人类与大地母亲》），这不仅充分显示出他具有互为补充的两种编史之才，而且其笔调都涌动着他那一以贯之的史学旨趣和人文情怀。进言之，他继承与发展了由德国历史学家斯宾格勒所奠立的文化形态说，无疑他是挑战兰克史学、推进西方新史学潮流的弄潮儿。到了1973年，这位当年的“弄潮儿”已是一位满头白发的老人了，但他矢志不渝，秉《历史研究》之旨，认为世界各个文明“价值相等”且可进行比较研究。在《人类与大地母亲》的最后一章，以“抚今追昔，以史为鉴”作为章名，对1973年之前的人类历史作出了整体的与宏观的思考，最后把笔墨落在了中国，说它显示出来的“良好征兆”，“人们将拭目以待”，须知这是汤氏在1973年对中国未来命运的评论。同年，他在与池田的对话中，更是看重中国。他自问：“中国今后在地球人类社会中将要起什么作用呢？”他自答，说他亲身体验到“中华民族的美德”，并高度评价中国在未来世界中的作用：“将来统一世界的大概不是西欧国家，也不是西欧化国家，而是中国。并且正因为中国有担任这样的未来政治任务的征兆，所以今天中国在世界上才有令人惊叹的威望。……恐怕可以说正是中国肩负着不止给半个世界而且给整个世界带来政治统一与和平的命运。” 

　　当今，中国的快速崛起，已经创造并还将继续为人类文明创造奇迹，这就验证了汤氏的“令人惊叹”，但中国不会称霸，即使将来强大了，也永远不称霸。在我们看来，且不忙“预测”谁将能充当未来世界统一的领袖，重要的是如何发挥各个文明的长处，为人类文明作出更多的贡献，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世界之大同”的景观，从目前看来，虽很遥远，但却心向往之也。为此，我们应该感谢汤因比，感谢他对世界史学作出的杰出贡献，更感谢他在迟暮之年作为一位智者的“1973年呐喊”，在声震寰宇中，让我们“抚今追昔，以史为鉴”，藉以解开今天人类所面临的斯芬克斯之谜。倘问谜底若何？曰：拯救人类的不是上帝，而是人类自己！这还是从先贤汤因比的遗训中得来的启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