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月19日，她从中国南极长城科考站凯旋，这是她继2013年赴中国北极黄河站后再度登上地球另一极，她也由此成为中国高校社会科学领域首位南北极都登上的女学者；早在2007年，她就预见性地将研究视野转向极地社会科学问题，并在当年受国家海洋局委托，主持了我国首个北极战略研究专项的子课题，之后又和她的极地与深远海研究团队创下了中国极地社科研究的若干个“第一”和“唯一”……她就是法政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刘惠荣教授，一位专注南北极法律和极地战略研究十余年，并取得累累硕果的极地社科女学者。
顺势而为，锁定“两极”
在普通人眼中，南北极遥远而神秘。我国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南极考察与研究，1999年开始北极考察，但都是以自然科学研究为主。然而，南北两极地区所蕴藏的巨大政治、经济、科技和军事价值早已引起各国重视。
2007年8月，俄罗斯北极科考队乘坐2艘“和平号”微型潜水艇潜至4千米以下的洋底成功插下俄罗斯国旗。插旗事件发生后，世界各国反响强烈，我国开始重视北极法律体系及北极治理研究。刘惠荣敏锐地捕捉到北极治理这一重大转变，将自己的研究视野和对象锁定极地法律和极地战略，“有人类活动的地方就需要社科研究者的参与。随着全球变暖趋势加剧，以及极地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成为可能，原来遥远荒凉的极地在近年世界各国责任与权益之争中衍生出一系列问题，仅仅对其进行自然科学考察是不够的，亟须社会科学参与。”
就在当年，有关部门设立了我国第一个研究北极战略问题的重大课题。受国家海洋局委托，刘惠荣主持了我国首个北极战略研究专项的子课题“国际北极法律对我国极地开发与科考的影响分析及对策研究”。当时国内极地社科研究领域几近空白，没有先例和经验可循，一切需要从零做起。“极地研究给传统国际法提出了极大挑战。”刘惠荣说，南极条约体系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如何衔接、南极地区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保护能否借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类似制度等构成了南极问题对国际法的挑战；而北极地区法律更为复杂，可分为全球性法律、区域性法律以及国内法，极地法律问题无法用传统的国内法与国际法二元结构加以解析，急需理论上的重大突破。
万事开头难，那就得摸着石头过河。“这里没有名家，没有权威，只要你有思想，你就是王者，这是一个思想为王的团队！”科研中刘惠荣如是告诫课题组成员，我们不做大而化之的研究，更不做西方理论的搬运工；我们注重实际，也重视思辨和理论。在她的倡导下，民主、不唯书、不唯上的风气在成员中蔚然成风，大家创新热情空前高涨。研究生董利民同学提出的“中国应该慎用‘非北极国家’标识自己”的建议，被广泛接受，不但中国官方在对外政策中不再使用“非北极国家”这个术语，就连美国学者和官员在第二届中美北极论坛上也不再使用“非北极国家”称呼中国。
在刘惠荣的带动下，课题组成员众志成城，课题圆满结项，最终提交了30多万字的研究报告和70多万字的我国第一部有关北极的专题法律法规汇编，研究报告中关于我国极地战略特别是国际法视角下开展国际合作的策略成为我国极地考察十二五规划相关部分的重要参考。
此后她又主持了我国首个有关北极法律问题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海洋法视角下的北极法律问题研究”，中国极地战略研究基金重大课题“北极考察与开发区域合作机制研究”、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中心专项课题“保障和拓展我国北极权益的法律途径研究”、国家海洋局委托课题“南极生物勘探的法律规制与我国相关战略研究”等。
探罢“黄河”，又登“长城”
曾几何时，人类将科学的触角伸向南北极。然而，登上极地科考几乎是自然科学学者的专利，对于社会科学学者来说一直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两极与我之间始终隔着一层神秘面纱，登上两极作实地科考一直是我的追求和梦想。”登上两极之前，虽说在极地法律和战略研究方面已经取得骄人成绩，但每每想起“登极”，刘惠荣心里就遗憾不已。
心若在，梦就在。经过有关部门积极协调，刘惠荣在4年时间里先后进入中国北极黄河站和中国南极长城站实地科考，这使得她成为中国高校首位也是目前为止唯一一位南北极都登上的社会科学女学者。
2013年7月31日至8月12日，刘惠荣作为我国2013年第四批北极科学考察队员，远赴位于北纬79度新奥尔松的中国北极黄河站进行科学考察，对中国极地战略研究项目作实证研究。在黄河站，刘惠荣对站里的管理制度、后勤保障和周边环境保护情况等进行了详细调研，最终形成了详实的考察报告。在做完本职工作之余，她还冒着低温和不识水性随时可能落水的危险，自愿做科学家的助手，随船采集冰川水样。在黄河站的几天里，刘惠荣看到不少中国科学家或通宵达旦地忙着做实验，或者出海采集数据，甚至顾不上就餐休息。“我每天都被中国科学家表现出来的执著和敬业精神感动着。”她更加感觉到自己所从事的极地社科研究事业的神圣和壮丽，更加坚定了自己在科研之路走下去的决心。
时隔登上黄河站四年之后，2017年1月8日至19日，刘惠荣作为极地社科专家和中国第33次南极科考第二批科考队员，首次登陆中国南极长城站开展科考。在南极，刘惠荣开展了 “南极活动行政管理现场执法评估考察”项目的研究，围绕我国南极活动行政管理现场执法的状况和存在的问题开展调研，目的在于根据《南极条约》体系要求提出完善我国南极活动行政执法的建议，并为《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立法以及构建配套行政管理制度提供立法素材。刘惠荣查阅了长城站管理文件，并对部分科考队员以及在站管理和后勤保障人员进行了个别访谈和问卷调查。她还访问了韩国世宗王站、俄罗斯别林斯高晋站，智利和乌拉圭等国的科考站，考察了他们的管理情况，并有针对性地开展了比较研究。她在南极收获满满的，在结束科考的前一天也完成了项目报告和考察站执法评估指标，“该项目的开展将有助于规范和完善我国南极活动现场管理执法制度，并为我国南极活动的科学立法奠定理论和实证基础”。离开南极前日，恰逢全国政协副主席、科技部部长万钢率团赴南极长城站考察慰问，刘惠荣以南极立法为主题提交了报告。报告引起了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刘惠荣说，在南极科考期间，让她印象最为深刻也是最让她兴奋不已的一件事就是，她在乘船往巴顿半岛西南端调研时拍到了雪龙船与中国地质调查局“海洋六号”在南极海上“同框”的画面，“能够在地球最南端的南极海面将祖国的两艘科考船同时收入我的镜头，多么难得！这是祖国极地科考事业走向强大的生动体现。那一刻，我只想赶紧按下快门。”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刘惠荣难抑兴奋。
立足极地，走向深海
“每一项成绩，每一点进步都得益于我们这个团队的精诚合作、联合攻关，我们这些有不同专长、不同性格、不同思路的人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努力，互相交流，互相促进，这才是取得成功的关键。”刘惠荣将每一次成功、每一项荣誉都归功于她的极地与深远海研究团队。
刘惠荣是这个团队的负责人，国际法、国际政治两位学科带头人分别是她和郭培清教授，成员共9人，队伍一天天壮大。团队定位为国家极地战略核心智库、国家极地立法与政策制定核心支持团队、国家海洋与极地管理事业的人才培养高地、国际一流的以极地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为重心的跨学科研究中心和极地问题国际学术交流中心；研究方向为极地地缘政治与极地战略，极地法律环境与极地治理，极地开发、利用与保护，极地安全和深海法律与政治问题等。
“用‘累并快乐着’形容我们这个团队很贴切，”刘惠荣说，“怀着探索极地社会科学的梦想，大家会集到这个小团队中，真正营造出了‘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的氛围。”每个周四的中午，大家都会不约而同地会集到学院会议室圆桌前，没有繁文缛节，自掏腰包每人一份一二十元的盒饭就着茶水，边吃边谈，不亦乐乎。话题不外乎近期科研的最新进展和遇到的问题，针对大家的“症候”，刘惠荣和郭培清会“妙手施药”，及时清除大家的“症结”，保证科研的顺利进行。
“你看到我的时候，我在课堂上，看不到我的时候，我在实验室里。”这是团队成员科研生活的真实写照。一周团队成员至少工作六天时间，从团队负责人到外围的学生，没有例外。刘惠荣笑言：“社科研究也需要大量时间的投入，‘运气’只是个传说。”她认为，作为团队负责人，除了搞好自己的科研外，最重要的就是责任和担当。2013年，团队成为国内唯一一个承担极地方面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北极地区发展报告》的主持单位。《北极地区发展报告》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培育项目“北极地区发展报告”系列的阶段性成果，每年一卷，连续出版，目前已经出版了2014卷和2015卷。参编人员按照分工各负其责，编纂工作有序进展。但作为主编的刘惠荣没有懈怠，在2014和2015两卷书稿分别交付出版社之前，她花费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把近70万字的书稿认真审阅了一遍。她看得很仔细，除了订正专业错误外，小到标点符号、错字别字，大到一句话的逻辑顺序，都作了修改标记。一些参编人员看到自己本以为可以过关的书稿有些页面缀满红红绿绿的修订符号时，不禁有些汗颜，但看到刘惠荣熬夜审稿布满血丝的双眼时，心里不禁充满敬佩。团队核心成员、博士后陈奕彤深有感触地说：“看到刘老师这么拼，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努力呢？”
众人拾柴火焰高。在刘惠荣的带领下，极地与深远海研究团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仅2015和2016两年，团队就出版著作2部，在SCI、CSSCI期刊发表论文近30篇，承担国家和省部级科研课题20多项。共指导完成23篇极地与深海方向硕士毕业论文，其中10人答辩优秀。团队成员更是在国家相关立法、战略规划制定等方面发挥了出色的智库服务作用，多次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赞扬和表彰。
“社会科学加入极地研究时间较晚,极地社科研究队伍任重道远。作为全国最高海洋学府的极地与深远海研究团队，应以时不我待、分秒必争的精神，抢抓战略机遇期，占领中国极地社科研究的制高点，顺势而为，乘势而上。”刘惠荣深情地说，“极地事业是国家的大事，更是值得我为之奋斗的事业。它让我感受到我们生存的星球、国际社会大家庭、国家利益与我个人为之奋斗的事业息息相关。我和我的团队愿意为中国的极地事业作出应有贡献。”
供稿：中国海洋大学金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