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杨自俭（1937-2009）生前为中国海洋大学教授，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曾任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兼国际语言交流学院院长、文学院常务副院长兼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并担任国家一级学会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两届会长（1998-2006）、中国译协理事兼翻译理论与教学委员会委员。他的学术领域是对比语言学、对比文化学、翻译学以及中国文化与哲学比较研究，发表学术论文130余篇，译著有《翻译新论》、《语义学》；主编的大型学术文集有《英汉对比研究论文集》、《翻译新论》、《译学新探》、《英汉语比较与翻译》（3~6辑）、《语言多学科研究与应用》，他去世前2年间还以“总主编”身份策划选编《英汉对比与翻译研究》（1-8辑）。方梦之主编的《中国译学大辞典》（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1）这部标志30年来中国翻译学构建里程碑的大部头辞典里，最重要、最突出的两个词条“翻译”和“翻译学”就是由杨自俭撰写的。他自己编著或与他人合编的学术论文集有10余部，这些基于学科建设发展的需要的高水平论文集，在国内翻译界产生了“里程碑式的影响”（张德禄，2010）。他关注的始终是“学科建设的全局和最宏观的方面”（潘文国，2010），诸如学科的性质、定义、基础、地位、历史、方法论、发展趋势、广泛应用、与相邻学科的关系、队伍建设和人才建设等。
1. 杨自俭的学术生涯
杨自俭长期从事英汉对比语言学、对比文化学和翻译学的教学和研究。此外，哲学、逻辑比较研究也是他的主要学术方向，并且“分头开花结果”（方梦之，2009）。他一直关注学科发展大事，他的许多论文就翻译学科所面临的新问题进行了探讨，站在学科前沿上，为学科发展指明了方向。我们可以把杨自俭的翻译学术思想成就概括为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1989年发表论文《关于建立翻译学的思考》，标志着他从对语言学和对比语言学的关注转向翻译学研究，开始融入国内翻译学学科建设。
二是1994年选编的《翻译新论（1983－1992）》出版，是“一部具有时代标志的文集”（吕俊，2010），标志着他在国内英汉语比较和翻译研究界起到引领方向的作用。
三是1998年接任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会长后在各种学术场合倡导翻译学科建设，并将“翻译学研究”定位成学会三大研究方向之一，标志着他以知名学者兼学术群体领袖的身份投入到学科建设的宏大事业中。（任东升，2010:655）
四是2001年全国译学学科专题讨论会上所作《我国译学建设的形势与任务》的大会报告，标志着他引领我国译界为译学建设朝系统化综合型学科发展迈出了坚实一步。（尹延安，2010）
五是2009年在青岛举办“翻译学学科理论系统构建高层论坛”上，他所拟定的旨在回顾、总结30年我国译学研究的路径和成果翻译学理论系统，以及翻译学科系统教育体系等议题，标志着他为我国翻译学科走向成熟而吹响了号角。（方梦之，2009）
2. 对翻译学学科构建的思考
中国学者群对翻译理论的探索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杨自俭是提出在我国“建立翻译学”最早学者之一，而且始终以其“高屋建瓴的治学眼光、广博的学识和深厚的学养，站到了一个常人难到的制高点”（潘文国，2010）。
2.1 从定义翻译概念到学科建构意识
1989年，杨自俭在《中国翻译》第4期发表了《关于建立翻译学的思考》，将翻译定义为译者的一种特殊而复杂的思维活动过程。从翻译的全过程来看，翻译虽然处处涉及两种语言、两种社会文化，但其实质还是人的思维活动。根据现代思维科学理论，他提出翻译学是研究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如何运用抽象思维、形象思维、灵感思维，它所关心的是译者的大脑有意识的有目的的思维活动规律，而不注重思维活动的具体内容。他认为翻译学理论体系的建立应当以研究译者的形象思维活动为突破口，并将翻译科学划分为翻译工程、翻译艺术、翻译学三个层次，明确了创立科学的翻译科学的战略任务。此后，他不断对自己的思想理论进行学术反省，把已知的、已懂的与已做的事情放在古今中外文理大网络和个人的前后左右上下小网络中进行反复的思辨。他把一个学科的创建、建设和发展划分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开创前的阶段，该阶段绝大部分从业者都在从事实践活动，几乎没有自觉的理论研究者。他认为要超越这个阶段进入开创阶段，最主要的要做三件事：要讨论理论和实践的关系（还有科学与艺术的关系）；提出并确立学科建设的指导方针；议定学科建设的标准。只有做好这三件事，我国的翻译学建设才能完成开创阶段的任务，走进第三个建设与发展的阶段。中国翻译学科建设的每一个阶段，都留下了杨自俭清晰可辨的脚印，留下了振聋发聩的“足音”。
在1993年发表的《论我国近期的翻译理论研究》中，杨自俭指出，1951年董秋斯提出的译论建设的三条——正确的科学方法、广泛的调查、深入的研究，已具有指导方针的基本形态；并将1986年姜椿芳在译协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报告中提出的“在探讨翻译理论方面，我们既要认真汲取国外各个学派的精华，更要创立自己的学说”概括，即继承我们的宝贵遗产，汲取国外的精华，创立适合中国需要的现代翻译学，就是我们译学建设的指导方针，正确认识继承、汲取与创新的关系是理论发展的基础。杨自俭认为基本范畴的建立与界定是学科建设的基础研究工作，不应怕麻烦，怕有分歧，更不应持轻视或蔑视的态度。“翻译”和“翻译学”是翻译学最核心的范畴，是永远定义不完的范畴，其定义不但因时代不同而不同，还因民族和地域甚至个体的不同而有区别。在1993年发表的文章中，杨自俭在论及翻译科学的定位问题时，就针对“翻译”、“翻译学”和“翻译科学”三个核心概念进行了界定。在《对译学、建设中几个问题的新认识》一文中，杨自俭提出应区分“翻译”、“翻译研究”、“翻译科学”与“翻译学”几个基本范畴问题。他认为“翻译”是个多义词，可以指翻译行为（translate or interpret）、翻译过程（translating）、翻译结果（translation），还可以指翻译事业（translation cause）、翻译者（translator or interpreter）、翻译学科（translation discipline）等；“翻译研究”是把翻译全过程作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名称的初级形态；而“翻译科学”大概是从英语翻译过来的。奈达 在1964年出版了Towards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一书，1969年又在美国Language上发表论文，题目就是Science of Translation。“翻译学”应是翻译科学的理论核心，或叫基础理论，应包括翻译的性质、原理、标准、方法论、翻译家论、译论史及其跟相关学科的关系等。经过融合吸收归纳多方面的观点与理论，杨自俭为《中国译学辞典》撰写的“翻译”词条中，他将“翻译”定义为，翻译（包括口译、笔译、同传与机译）是有文本参照的跨文化、跨语言的人类有目的的社会交际行为与活动。其对象、过程因译者意愿与社会需求的不同而不同，同理，其结果产生出无数种跟原文距离（包括内容与形式）远近不等的译文变体（translation varieties），其变体在原文和译语作品之间构成了一个集合 （set）。如下图所示：
将“翻译学”定义为，以翻译全过程（包括客观世界（自然、社会、思维）、原文作者、原文、原文读者、译者、翻译过程、译文、译文读者（即译文影响等））以及翻译史、译论史与方法论为研究对象，以促进交流与进步和缩减矛盾与伤害为深层理念，既重视理论的普遍性研究，也重视理论的应用性（包括翻译实践、翻译批评与人才培养）研究，是一门独立的、开放的、综合型的人文社会科学。
2.2 对翻译学科构架的认识
杨自俭认为学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是理论与应用两部分界限清楚、自成体系，并能为其他学科提供理论和方法，指出学科建设需参照5条标准：（1）研究对象和领域是否清楚；（2）学科的性质是否明确；（3）学科的理论体系是否构成；（4）本学科与相关学科的关系是否清楚；（5）是否有本学科的方法论。他的翻译学科建设有5大支柱，包括：（1）中国传统译学的继承性研究；（2）外国译学的借鉴性研究；（3）翻译实践（包括教学实践）中新问题的探索性研究；（4）相关学科的吸融性研究；（5）方法论的多层次研究（包括本学科的、相关学科的、系统科学的、哲学的多个层次）。
中国译界对译学研究对象和性质的认识是一个逐步加深的过程，杨自俭可以说是这方面的集大成者。在《论我国近期的翻译理论研究》一文中，他指出翻译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涉及到原文作者、原作、原文读者、译者、译作和译文读者。在《谈谈翻译科学的学科建设问题》一文中明确指出，翻译科学的研究对象是翻译活动的全过程，包括客观世界（自然、社会、思维三领域）、原文作者、原作、原作读者、译者、译作、译作读者七大要素 ；其研究内容是翻译活动的全过程以及与其相关的各种内部联系与外部联系。
在2002年发表的《我国译学建设的形势与任务》一文中，杨自俭将7大要素扩充为8大因素：客观世界（自然、社会、思维三个领域）、 原文作者、原文、原文读者、译者、翻译过程、译文、译文读者。他认为这8个部分是密切相关的一个整体，是一个系统，既包括主体、客体，也包括过程、结果和影响。在这个互为主客体的错综复杂的系统中，可以分出5个世界，客观世界是根基，可称世界1，原文作者创造的世界可称世界2，原文读者阅读原文时创造的世界可称世界3，译者创造的世界可称世界4，译文读者阅读译文时创造的世界可称世界5。这5个世界都不是等同的，其存在可分为物质、语言文字与虚幻三种形态，但是有次序的。世界2依赖于世界1，世界3依赖于世界1和世界2，世界4依赖于前3个世界，世界5依赖于前4个世界。在这5个世界中世界4 是译学研究的核心，更确切地说译学研究的重点就是创造世界4的过程，即翻译过程。
关于译学性质问题，黄龙（1988：13）认为翻译学有一套完整体系和结构来研究翻译理论与实践规律及其实际应用的边缘学科；谭载喜（1988:297）认为翻译学是研究翻译的科学，是一门介于语言学、文艺学、社会学、心理学、信息论、计算机科学等学科之间的综合性科学，或称多边缘交叉性科学；刘宓庆（1990：16）认为翻译学并不是封闭型而是一门开放型、综合型很强的学科；吕俊则认为翻译学应属于社会科学及人文科学的综合性学科，因为它不仅涉及语言学，也涉及文学艺术等，它不是任何一个学科所能包括得了的（1997:41）。杨自俭将以上代表性表述概括为：翻译学是一门独立的、开放性的、综合性的人文社会科学，它的独立性表现在它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目的、内容、方法、理论系统；它的开放性有两层含义：一是它的研究既关注翻译内部，同时也关注外部的社会文化大系统，也就是客观世界三大领域中与翻译有关的它都关注；二是对相关学科开放，可以广泛借鉴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综合性是说，翻译学正因为是开放性的，所以它能够综合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不是借用和参照），来对自己的研究对象进行综合性的系统研究，以揭示翻译的内在规律和外部联系。
2.3 对翻译理论与实践关系的认识
在理论研究过程中，经常会遇到理论与实践的矛盾、中与外的矛盾、共性与个性的矛盾、继承与创新的矛盾等，在处理处理这些矛盾时，杨自俭主张应运用矛盾双方并重的理论研究策略，加强二元对立的中间部位的研究，尽量避免片面性的错误。谢天振（2001：2-5 ）详细分析了国内译界在译学研究与翻译理论认识上的三个误区：（1）把技巧的研究当成翻译研究的全部；（2）只看到理论的指导作用，看不到其认识作用；（3）片面强调“中国特色”、“自成体系”，忽视了中外译论的共通性。杨自俭在多篇文章都曾探讨过这个问题，并在《我国译学建设的形势与任务》一文中做出总结，认为这个问题涉及到技艺与理论的关系，理论的层次与功能，以及general principles 和particular problems 的关系三个方面。杨自俭指出，对翻译的使用性要求使译者局限于直接的经验和自己所能做的翻译实践工作之中，难以产生研究理论的热情，也无意培养理论思维的能力。这是译界轻视译论研究的思想根源之一，之二就是只重视考证和使用，不重视理论研究的学术传统的影响。而翻译理论可以帮助读者思考实践中的问题，划定思考的范围，指明思考的方向，总结经验教训，判断实践的正误，评价译文的优劣，还可以帮助低水平的译者知道如何较快地接高自己。
他在2003年《试谈翻译理论与实践关系的几个问题》一文中，他提出一些问题需要参加讨论者事先搞清楚或通过讨论搞清楚，（1）什么是理论？什么是实践？（2）凡理论都直接来自实践吗？还有没有其他来源？（3）理论的功能到底有几种？（4）中外翻译理论应是什么关系？（5）还有两个严重的误区，一是说翻译实践水平低是研究翻译理论造成的，翻译实践能力和翻译研究能力二者是什么关系？二是说术语多看不懂，于是就宣布别人玩弄术语，理论无用。在谈《印度之行》重译问题时，杨自俭根据自己的翻译实践提到，一是从事翻译理论研究最好有较多的翻译实践（最好各种文体的汉外互译都做过），这样做很实际，感受深，也易于把经验升华为理论，当然也易于用理论指导实践；二是翻译实践活动具有科学性和艺术性；三是理论研究和翻译实践是两种能力两种功夫。翻译理论研究涉及学科很多，如不对这些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下很大功夫，恐怕根本谈不上理论研究，充其量只能写几条经验和体会，或者再高一点提出一些看法，但这都不是理论，当然所做的工作也称不上理论研究。两者的存在是一种互补关系，而不是一种相互否定的对立关系。
关于翻译是科学还是艺术的问题，中国译界几无定论。金隄曾指出，中国译界出现了两派并存的苗头，称罗新璋的《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是文艺学派的宣言，其它大都是以发展科学的翻译理论为方向的；他主张把文艺观和科学观结合在一起研究译学，建立第三学派。杨自俭纵览各家学派，提出“翻译既是艺术也是科学”（杨自俭，1994）。然而这些命题中外译界都讨论很久了，大都明白这是一种非科学的性质判断，但至今仍然有人把这些命题尤其第一个命题当作立足点用来看待译学的学科建设。翻译是艺术和翻译是科学是一种非科学的命题，是一种非逻辑的性质判断。杨自俭认为翻译这种创造性劳动既具有科学性也具有艺术性，）并且早在 1999年《译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一文中，他具体阐述了文学翻译的艺术性与科学性问题。文学翻译的艺术性主要靠两条: 一靠译者的语言与文学修养。修养高就能较好地把握住原作（包括时代特征、民族色彩、作者的追求、作品的内涵、审美格调、文学风格、语言个性和读者的评价等），二靠译者把握好再创作的度。实际上这个度就是一个模糊集合， 这个集合的元素可以从0排列到1，0为原作，1为译文语言的创作。这 0- 1 的区间就是文学翻译家大显身手的天地。译者追求哪个位置的度，取决于译者的追求（包括社会、政治、人生、审美等方面） 和社会、政治、伦理、文学思潮、读者的审美潮流等因素的影响。文学翻译的科学性表现在哪里？他认为文学翻译的科学性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研究：（1）科学地理解原文作者。了解作者所处的时代、所在的民族、家庭生活、个人的社会理想与美学追求、人生经历、性格特征和创作意图等；（2）科学地了解原文读者（主要是评论家与文学史家）对原作的评价。包括社会价值、美学价值、创作风格、前人与国外人（包括学者与作家及其作品）的影响、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等；（3）科学地把握原作。研究原作的语言结构、修辞手段与创作方法等方面运用的特征；原作创造的世界的发展变化规律以及跟真实世界的关系；原作创作过程的思维规律；原作的本义与引伸意义；原作的社会价值与美学价值等；（4）科学地（同时也要艺术地）运用译文语言完成译作。交替运用形象、抽象、灵感三种思维方法的规律；校对、修改过程中译者心理变化的规律。
3. 对中国翻译学理论体系的认识
杨自俭于1988—1990两年间初步构建中国的翻译学理论体系。黄龙在《翻译艺术教程》（Translatology）中讲述翻译的13 观4性1法，包括译学的功能、性质、原理、标准、方法、神韵、美学、风格、教学、翻译家以及语言心理学、人工智能等相关学科的研究。刘宓庆在《西方翻译理论概评》（1989）简述了其翻译学的理论体系，分内部和外都两个结构系统，内部系统由翻译理论（基本理论、方法论、程序论、美学、教学法研究）、翻译史（翻译发展史、译论史）和翻译信息工程（软件研究、机译技术理论和机译语言理论）三部分构成；外部系统包括哲学、社会文化和语言符号三部分，为译学的基础理论参照系统。据此他认为翻译学完全有资格成为一门独立的、综合的、开放的学科，不必也不应依附于任何一门学科。这两本书带来的译学理论体系进步体现在三个方面：范畴与理论命题都有加大开拓和界定；理论分出了层次，组成了一定的系统；在论述方法上较多地采取了系统的逻辑论证，减少了主观感悟的描写。杨自俭也指出这两本书的四点缺陷：范畴的分级和界定缺乏系统性和科学性；整个理论框架没有形成较严密的逻辑体系；缺乏对方法论的讨论以及理论与应用的界限不够清楚。正是基于对他人理论框架的辩证分析及对自己理论的不断修正完善，在2007年“第二届海峡‘两岸四地’翻译与跨文化交流研讨会”（澳门）发言时，杨自俭提出了自己的理论体系框架，他认为翻译学的学科有广狭两个系统，前者叫学科制度系统，包括学科深层理念、学科规范体系、学科管理与法律系统；后者就是学科规范体系，按距实践远近和抽象程度高低此体系包括元理论、翻译哲学、译学理论、策略系统、方法技巧五个子系统。
3.1 翻译学科的理念与子系统
杨自俭所指的学科深层理念，即为学科的“灵魂”，而翻译学的“灵魂”应该是促进交流与进步和缩减矛盾与伤害。同时他强调灵魂是学又可被称为科的领航灯，是学科的最高价值追求，是学术共同体的最高精神境界，是学科的魅力所在。如果忽视或无视它，研究建设学科的事业就会变成职业，其目的就会变成手段。与按照距离实践的远近和抽象程度的高低，将学科规范体系分为元理论、翻译哲学、译学理论、策略系统、方法技巧五个子系统的分类方法类似，杨自俭在不同年代有过不同的探索。
在1989年发表的《关于建立翻译学的思考》一文中，杨自俭根据改造世界的直接性程度不同，将翻译科学分为翻译工程、翻译艺术、翻译学三个层次：翻译工程最直接地改造客观世界，属于工程技术学科；翻译艺术间接改造客观世界，是指导翻译工程的理论，属于技术科学性质的学科，它与语言学、文艺学、交际学、社会符号学等关系最为密切。这些学科都从各自的角度，用各自的理论来研究翻译，因此出现了翻译的不同学派；翻译学更间接地改造客观世界，是把翻译艺术研究的规律和理论进一步概括起来形成的一门基础科学，它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为理论基础，与思维学和信息学关系密切。在2002年《我国译学建设的形势与任务》一文中，杨自俭将理论研究分为三个层次：（1）翻译微观工程技术研究（2）翻译中观描述性研究（3）翻译宏观理论研究。学科规范体系下的这5个子系统的具体划分是：
翻译实践的方法主要包括音译、直译、意译。……翻译技巧主要包括音韵、词汇、短语、句子、句组、语篇、文体、修辞等语言文化各层面的翻译技巧。……“策略”再进一步抽象就涉及翻译理论原则……最核心的部分是围绕研究对象的学科的灵魂、学科的性质、核心范畴和评价标准。……翻译哲学是用哲学思想研究人类翻译活动本质属性的翻译学高层理论，它从社会发展和精神家园建设两个方面的需求来研究翻译学的建设和走向问题。具体来说，翻译哲学就是关于翻译学的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和方法论的学问。……元理论研究把锋芒对准对象理论，要求我们重新审查对象理论的对象、性质、根基及其正当性与适用性等，目的是把对象理论置于确定可靠的基础上，从而不断的调整和修正，发现新的生长点，使理论更有效。
杨自俭认为系统科学产生之后，事物分层次的理论为我们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新的研究方式，把一门学科的研究分出不同的层次，站在一个较高的层次上去考察、研究和表述较低层次的性质，这样就有了理论的层次问题，即有了对象理论和元理论。从方法论来讲，也就有了元研究方法。学科的发展变化常从这个“元”层次启动。对象理论和元理论的关系是相对的，以元理论为研究对象的理论就是“元元理论”。（2006）翻译元理论就是站在更高的层面上审视翻译学原理论的研究对象、学科性质、哲学基础以及翻译学理论的科学性与实用性。
对翻译哲学问题的探讨，不仅是杨自俭建构翻译理论体系的重要部分，也是他翻译思想的一大特色。翻译哲学中译学本体论的主体是以译者为中心，包括原文作者、原文读者和译文读者在内的多元主体群，其他三个主体与译者之间的存在不同的关系；译学本体论的客体是以原文文本为中心，涉及原文作者、文本所写的客观世界以及原文读者的复杂客体。译学认识论强调的是主体对客体的认识能力和认识的程度，讨论的是原文的可译与不可译问题，也就是译文与原文有无同一性的问题。
价值论研究主客体的价值关系。译学价值论的客体是译文，主体是读者（也包括译者）。价值系统是上层理论，属于翻译哲学层面，是翻译标准和翻译批评标准的哲学基础，对其有统帅与指导作用，翻译标准是比较单一的文本评价标准，而翻译批评标准包括翻译和翻译研究两个系统、全方位的评价标准，其中包括翻译标准。两者都是价值系统在翻译批评中的具体应用和主客体价值关系的具体体现。（作者，年代）在2006年发表的《简论翻译批评《<文学翻译批评论稿>序》一文中，结合自己先前的研究，杨自俭认为翻译批评领域又有了一些新的发展。首先是翻译批评的范围扩大，不仅有译文与原文对照的文本批评、译者的批评， 而且有了翻译过程、译作影响与翻译理论的批评。
翻译批评也就是评论涉及翻译和翻译研究两个层面的各类问题的学问。随着翻译批评范围的扩大而出现了两个问题，一个是从事翻译批评的队伍问题，另一个是翻译批评的标准问题。我们从事翻译批评的人员确实太少，跟翻译实践、人才培养与理论研究的需要很不相称。杨自俭认为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翻译学学科制度（包括深层理念；学科规范系统；行政与法规管理系统）的研究还不够系统，致使学科还未能真正独立，从而取得应有的学科地位；二是难度大，费功夫；三是批评标准研究很不够。这涉及到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翻译标准和翻译批评标准的关系问题。二是标准实现了多元化，但各元标准的具体内容尚没有深入研究。关于翻译批评标准还有两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一是文学翻译批评的标准。译者在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问题无法回避，其批评者的主观性问题也无法回避，只要追求批评的客观性和准确性，就必须研究“创造性”和“主观性”的度。这虽然是一个极其困难的问题，但我们的理论研究应该面对这个困难的“度”，设计不同的评价指标，进行深入的研究，而不应停滞不前。文学翻译除了诗歌、小说、戏剧、散文等不同的样态之外，还有一些不同的变体，比如简译、编译、节译、摘译 、译述等等， 这些不同的变体都有优劣的评价问题，所以也都应有不同的评价标准，二是以特定目的为本的译作评价问题。这里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译者个人为特殊目的而翻译的作品，还有一种是译者应译文使用者的特殊要求而翻译的作品 。
有关翻译学方法论的问题，杨自俭早在1993的《谈谈翻译科学的学科建设问题》一文中就旗帜鲜明地提出，方法论在任何一个学科中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方法论的革新会引起科学的突破性发展。方法论是人的智能结构网络中的软智能结构，是创造才能的主要条件。并且针对当时方法论研究不足，转变观念，加强方法论的学习与研究，提出了三点看法：（1）要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继承我国译论研究中的优秀成分，汲取国外先进的理论与方法 ，要探求古今中外结合的途径，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2）当代科学的一大特征是各学科之间在理论与方法上相互影响和渗透，因此要有意识地引进其他科学的理论与方法，促进翻译科学方法论建设；（3）除遵循现代科学的整体性原则、动态性原则、层次性原则、相关性原则和目的性原则之外，应重点加强汉外语言文化对比研究，从语言表达方法追溯到思维模式，因为这是翻译科学理论与方法的基础。在1999年《译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一文中杨自俭再次指出，译学方法论建立应抓 3 个方面的问题：（1）译学是一门经验性学科，应要重视归纳法，也要用演绎法；（2）在方法论建设中要接受哲学和一般科学（主要指新老三论） 的理论原则，结合译学研究对象和目标创立本学科的方论，其间应特别重视研究翻译过程涉及的 8大因素之间的结构系统、层次关系；（3）应注意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可以借鉴和移植。在2002年发表的《小谈方法论》一文中，他将方法这一有机系统分为思路（train of thought）、途径（channel）、方式（way）和程序（procedure）4个层次；将其方法论定义为关于方法的科学，是一门元理论性科学；方法论分元方法论、哲学方法论、系统科学方法论和具体科学方法论4个层次。方法的功能是在理论原则指导下，通过探索和确认研究对象的实情和发展规律从而构建理论系统并使自身更加系统化为方法论。方法的另一功能是处理各种相矛盾的关系；比如研究语言学要处理母语与外语、理论与语料、形式与意义、共性与个性、共时与历时、静态与动态、微观与宏观、模糊与精确、理论与应用等众多矛盾。在2008年的发表的《对几个译学理论问题的认识》一文中，杨自俭将方法论分为元方法论、哲学方法论、系统科学方法论、具体科学方法论；并指出在翻译学学科系统中，上位概念是”翻译学方法论系统”，下位概念是“翻译实践的方法论、翻译理论研究的方法论、翻译教学的方法论、翻译批评的方法论”等这个学科方法论的各个层面。
3.2 翻译教学与人才培养
杨自俭认为，翻译学的学科管理系统主要包括从本科到博士的人才培养系统、教师与研究者管理系统、社会翻译产业管理系统，其中应该特别关注学术规范和职业道德的教育和管理。在1993年发表的《谈谈翻译科学的学科建设问题》一文中，杨自俭就学科建设规划与管理问题指出，第一点，翻译科学的建设应该学习理工科建设学科群的经验，认真加以规划。指出我国管辖翻译事业分散的管理体制对学科发展不利，我们应该成立一个专管翻译事业的领导机构，主要负责宏观调控，制订翻译科学学科建设规划，翻译科学研究规划、翻译人才培养规划和译品生产规划。第二点，优秀的翻译人才必须有丰富的中外语言文化知识，还必须有很高的中外语言的理解和表达能力（包括口头和书面），最好还能再掌握一两门专业知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校外语教育有了新的发展，从近几年的本科生和硕士生来看，大部分口头表达能力比较好，比文革前有较大进步，但也有明显的缺陷。一是中外文写作能力不高，当然翻译能力也就不高；二是由于经济大潮的影响，再加上认识上的偏误，造成了人文学科的萎缩。面对这种局面，杨自俭提出两条对策：一是改造现有的中文系和外语系；二是开展双语教育。
对于翻译人才的分类问题，在1999年发表的《译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一文中，杨自俭将21世纪可能需要两类翻译人才分为应用型与研究型两类；并将人才的培养寄希望于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改革。在2002年发表的《我国译学建设的形势与任务》一文中，杨自俭将译界需要培养的人才分为三类：一种是数量较多的应用型人才；第二种是不但中外语言文化基础很好，而且是各学科各行业的专家；第三种是培养人才的研究型人才，这类人才主要集中在高校培养翻译人才的硕士点和博士点上，对这类人才要求更高，一是要中外语言文化根基深厚；二是精通翻译学并对相关学科也有所研究；三是有丰富的翻译实践经验和很强的科研能力；四是热爱培养人才的教育事业；五是精通一门或两门专业。
针对外语教师自我建设的问题，在1995年发表的《关键在于追求什么——谈谈外语教师的自我建设问题》一文中杨自俭三点建议：首先要有一个较高的奋斗目标。应力争做到又红又专，成为有真才实学的 （不是徒有虚名的）自己所教所研究学科的专家教授，条件好的应成为著名的专家教授。其次要学会正确认识自己。其内涵主要包括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两个方面。智力因素包括注意力、观察力、想象力、思维力、记忆力等5种能力，非智力因素包括情感、意志、性格等3个方面。外语教师应在实际工作中科学地把握住自己在这8条中的优点和缺点，并能有针对性地采取科学的做法发扬优点、克服缺点。第三要学会运用科学的方法。杨自俭认为科学的方法对外语教师来说，其内涵就是处理好以下八对关系：①知识与金钱的关系。它是人的价值观的核心问题，它决定着一个人的终生追求。②教学与科研的关系。基本途径是以科研促教学。③中文与外文的关系。④理论与实践的关系。⑤专与博的关系。⑥继承与创新的关系。⑦中国的和外国的关系。⑧平凡与伟大的关系。
2006年，杨自俭在《关于翻译教学的几个问题——<汉英比较翻译教程>序》一文中探讨了教学水平评价指标的问题。根据自己40多年的教学经历、经验与教训，杨自俭提出三条指标：一个是生动性。它让学生听之轻松愉快，情绪亢奋，诱导或激发其求知欲望，满足并扩大其好奇心，从而产生或浓重其学习的兴趣，以至确定其终生追求。要想课教得生动有趣，教师必须知识渊博且能融会贯通，思想开放且深刻独到，语言幽默但不油腔滑调，讲解旁征博引且能条分缕析、深入浅出。第二个是系统性。前面讲的是教材的系统性，这里说的是教学的系统。笼统地说教学的系统性应包括两个系统性，一个是教一门课程的系统性，其中包含一次课、一个单元、一门课程三个层次的系统性，专业课和基础训练课都应如此，实际上就是备课时把一门课这个大系统分解成中小两级系统，上课时反方向由小到中逐级构建成大系统。另一个就是以建构合理智能结构为中心的学科或专业教学计划的系统性。本科翻译专业教学研究除培养目标外，目前最重要的应研究一门课程和整个教学计划这两者的系统性问题，这是教学研究中最基础的也是最困难的问题，第三个指标是思想性。因为思想性包含智慧、创造的观念和方法等内容。因为人的智慧的启迪、智力的开发和创造力的培养主要取决于这种思想性的教育和训练。如何实现教学的思想性？首先教师要有这种意识，明白 “博学并不能使人智慧”（赫拉克利特语）。所以在讲清知识和训练技能的过程中要有意地升华出它们背后的机制、规律与方法。杨自俭还指出学科制度系统的重要性，认为这方面我国还处在分散落后的状态，需要学者们加倍努力，做深入的理论研究。
4.对翻译研究者自身素质的认识
正如吕俊所言杨自俭的为人为学之道是个“大道，大道本不可道”（吕俊：2010），后来者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杨自俭一生发表论文和文章130余篇，为他人论著所做的序达到40余篇。学界认为，这在当代国内外学者的论文集中可说是绝无仅有的。（潘文国，2010）他在国内译界享有崇高威望，他知识渊博，为人谦和，诚恳朴实，人脉畅通。学人著书立说，以得杨序为荣。友人请序，他不故作谦逊，但也决不应景敷衍。“他把他的学术观点和深层思考都融进各书的序言中。这被他看作是对友人或晚辈的责任，也成了他学术产品的重要项目。篇篇序文，他殚精竭虑，远见卓识，仅在其中。编辑到手，只要按期刊规范略加改动，就是一篇条理清晰、观点显明、逻辑严密的扛鼎之作。”（方梦之2009）一方面，国内学者出书，喜欢请他写序，以之作为重新认识自己著作价值的过程；另一方面，他对请托者，一向来者不拒，他把它看作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他写的序言，是在精读、细读了原文之后，提出了真正精到的见解，使读者包括作者自己茅塞顿开。序言常长达一万余言，这大约也是国内外非常少见的。”（潘文国，2010）有人为他感到惋惜，觉得他孜孜兀兀数十年，多数时间是在替人作嫁衣，却没有时间写一本他自己的学术专著。而按他的学术水平，如果有充分的时间，不要说一种，就是两三种专著也早就出版了。也许答案就在他在古稀之年给自己做过科研设计：“写书前力争基本明白3—4个系统：所研究学科的理论系统，学科史与学科理论史系统，本硕博教学系统以及学术史系统。前3个系统我尚未做到基本明白，第4个系统还需要下很多工夫，所以写书的时间还不到。”（杨自俭，2008）
杨自俭在为赵彦春《翻译学归结论》所做的序言里提到自己“决心一辈子学着当学生，因为当学生好，一是总感觉年轻，年轻就有好学上进的欲望；二是没有太多精神负担”（杨自俭，2005）。我们可以从他针对研究者知识结构提出的六个指标看出他自己的为人为学追求：一是比较丰富的自然、社会、思维三个领域的基础知识；二是英汉语言及其语言学的基础理论；三是英汉语言史及其语言学史；四是相关学科的基础理论（包括哲学、认知科学、心理学、文化学、人类学、社会学等）；五是方法论基础（包括哲学、逻辑学、系统科学、心理学、计算机科学与语言学的方法等）；六是对比语言学的基础理论和方法。（杨自俭，2001）他除了阅读本专业的书外，他还博览群书，阅读哲学、逻辑学、中国古典名著、西方名著等。一些专业书籍，老师或者学生常常在学校图书馆和学院资料室借不到，而到他那里则能够找到。通过读书，它不仅获得了渊博的知识，积淀了深厚的理论素养，而且培养了深邃的洞察力、气度恢宏的学术视野。
5.结语
杨自俭对中国八十年代末开始的中国翻译学科建设功不可没。他被视为当今中国外语学界、特别是对比语言学和翻译学界众望所归的学界领袖，是我国为数不多的“三栖学者”（方梦之，2009），也被称为具有“士大夫精神的学者”（潘文国，2010）。他是中国翻译学科建设历程中的探路者，以其渊博的学识不断为中国翻译研究开疆扩土；他也是中国翻译学科建设的领路人，始终站在学科的最前沿，并无私提携后生新俊；他还是一位躬耕实践的践行者，以其自身的学术素养及人格魅力，以英汉语对比研究协会为平台，打造了中国译学研究的远航之舰；并为我们留下了一部部熠熠生辉的译著论集。
作者简介
任东升，男，1966年生，河北井陉人，民盟盟员，南开大学博士，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翻译理论及批评方向学术带头人，兼任副院长、翻译研究所所长，兼任中国翻译协会对外话语体系研究会委员，中国外文局沙博理研究中心中国海洋大学基地主任，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理事，中国宗教学会理事。担任《中国外语研究》副主编，《英语世界》编委会委员。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宗教翻译研究。在《中国翻译》《中国外语》《圣经文学研究》等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出版专著《圣经汉译文化研究》（2007），主编国家级规划教材《圣经文化导论》（2012），主编翻译论文集2部，译著5部，译审200余万字，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2项，主持中国翻译研究院委托课题1项。
文献来源：原载《译苑新谭》2019年第2期（总第13辑），转自“浙大译学馆”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