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1日下午，“传记与小说研究团队”在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319室举办第五期“会文”学术沙龙。沙龙主题为“‘老英雄法’与《太平广记》的编纂——《〈太平广记〉与汉唐小说研究》新书谈”。沙龙由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中文系主任熊明主讲。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黄湘金、薛海燕、张治、彭敏哲、马宏伟等老师，外国语学院刘秀玉老师及来自各学院的同学出席本次沙龙。
熊明教授首先从新书成书过程讲起。他谈到，这一成书思路源于自己的博士毕业论文，当时即在思考《太平广记》在整个古代小说史的地位。以这一问题为中心，上溯汉唐小说，抽丝剥茧，进而成书立说。接着，熊明老师讲到了一个《太平广记》成书的重要问题——“老英雄法”。他指出，《太平广记》作为一部有类书性质的小说总集，和历代大型图书如初唐“八史”、明初《永乐大典》等相类，都是官方以政府重臣为首，招揽天下文人编纂而成的。而“老英雄法”最早由南宋王明清在《挥麈录》中提出，意即“使英雄老”，政府招揽英雄治书，以耗其韶光，直至迟暮。后世文人多引此说，及至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也持此见。但历来也不乏质疑之声，李心传以有编纂之人成书后官运亨通为由批驳；刘埙认为编纂之人并非英雄，“老英雄法”自然也就无从说起；张端义则持宋太宗效法唐太宗，以此笼络降臣之说。熊明教授认为，不管是“老英雄法”还是反对之说，都强调了当时统治者的政治考量。回到当时的历史环境，给予冷静客观的审视，有两点是值得肯定的。一是大书编纂是国家治理的一种举措，宋朝有“右文抑武”之策，各种文学活动自是为此服务。二是旧书缺陷客观上对新书的促进作用，旧书“门目繁杂，失其伦次”，新书的编纂是有必要的。而针对后世对治书文人光阴虚度的惋惜，熊明教授指出，许多文人的政治才略不堪大用，太平天下也难有建功立业之机，参与大书编纂不管是于个人才华而言，还是对后人研学来说，都是幸运的，很多文人也是希望进入官方编纂行列的。
最后，熊明教授与现场师生围绕新书与“老英雄法”这一话题进行了热烈的交流讨论。张治老师结合现当代文学中茅盾在1927-1928年白色恐怖背景下写小说的现实，认为作家学者安于书桌“卒老于文字之间”的“老英雄法”有时是社会高压下的被迫选择。黄湘金老师评价熊教授新书“聚焦的同时有宏通的视野”，新书不仅关注太平广记文体与文类意义，还感知文本背后时代的具有结构性的整体的社会文化制度问题。薛海燕老师认为，《太平广记》成书是比较快的，太平兴国二年开始编纂，太平兴国三年即成书，前后一年而已，是否能达到“使英雄老”之用是值得商榷的。马宏伟老师和彭敏哲老师分别从“问题意识”“文献材料的丰富性”“论证的辩证性”三个方面肯定熊教授的新书成果。针对在场同学提出“老英雄法”是否为熊教授独创，单用“老英雄法”解释《太平广记》的编修是否充分等问题，熊教授分别从“老英雄法”概念的文献梳理、历史现场的还原描述等角度给予解答。活动终末，熊明教授结合自身经历和师生讨论了治学之道。他指出，古籍研究要从文本入手，在研读中做学问。而读书也不必目的性太强，过程中总有无心插柳之所得。沙龙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供稿：传记与小说研究团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