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8日，中国海洋大学传记与小说研究团队“会文”学术沙龙第42期“由史入文：重审中国古代传记传统及其现代转化”成功举行。本期沙龙由团队负责人熊明教授主讲，团队成员张治教授、刘秀玉教授、展宁教授、马宏伟副教授等30余名师生参会。
熊明教授以中国古代传记的“文史属性”与“现代转化”为核心，从五个维度系统剖析中国古代传记传统的历史脉络与现代转型逻辑。首先，聚焦传记的身份嬗变机制，溯源汉代“传记”语义至现代学术话语的重构。熊明教授指出，在古代目录学体系中，传记隶属于史部，被赋予正式史学身份，而其本质上具有“亦史亦文”的双重属性，《史记》作为传记体成熟的标志，既坚守“文直事核”的史学准则，又兼具鲜明文学性。其次，在传记的基本形态分野中，他对比列传与杂传的差异：列传作为纪传体史书组成部分，多由著名史家所作，传主为“其恶可以诫世，其善可以示后”的历史核心人物；杂传则多出自“幽人处士”之手，传主为“史不及书”的先贤耆旧、逸民高士，折射史学正统与民间书写的价值分野。接着，针对中唐传记的发展转向，他深入剖析杂传分化的双重路径：一是沿袭史学传统的史部传记，二是走向小说化与文章化的集部传记，韩愈、柳宗元以传记体为古文的实践，开启了传记文的创作风气，彰显传记体由史体向文体的拓展。随后，他详细梳理了传记现代转化的历程：19世纪末20世纪初，梁启超发动“史界革命”“文界革命”，以《南海康先生传》《李鸿章》等作品取法西方传记章节体制，开创现代评传先河；胡适正式使用“传记文学”名称，确认其文学身份的同时坚守史学属性；朱东润、郁达夫等学者作家的后续实践，最终完成传记由“史部子类”到“文学分支”的身份转型。最后，熊明教授反思学界将传记附属于史学或文学的割裂式研究，呼吁跳出“亦史亦文”的固有认知，从“传记性”的独立视角构建专门的传记学理论体系，揭示传记在史学、文学、社会学等多领域的交叉属性与独特价值。
研讨环节中，师生围绕讲座内容展开多角度探讨，现场交流深入且富有建设性。展宁教授聚焦传记的现代转化维度，探讨晚清民国中西交融、民族主义兴起的时代背景下，梁启超与胡适在中西观念上的矛盾态度是否体现在其传记观点中，指出梁启超既受传统文化影响将传记归为史学范畴，又尝试借鉴西方文学观念改造传统传记创作，而胡适则进一步推动传记的现代转型，二人的矛盾性成为传记从古代走向现代的鲜明特征。张治教授围绕史部与集部传记的关系展开探讨，追问四部之学中经部、子部是否存在传记，指出传记判定的核心在体制而非名称，并提出集部传记的发展或与宋以后史部传记文学性衰落相关，同时探究梁启超等人使用的“传记”概念是否受日文影响，且指出其新史学理念与英雄人物传记写作之间的矛盾。刘秀玉教授肯定了传记研究体系建构的学术价值，同时提出中国传记民族性的界定仍需进一步梳理总结，认为其应包含中国传记发展过程中独有的特质，而非仅停留在形式层面，还围绕“传记性”的理论建构提出思考，并结合当代非虚构作品案例，探讨传记成分在非虚构写作中的剥离与界定问题，以及国内传记与非虚构写作的分类探索方向。马宏伟副教授指出不同学科对传记概念的理解存在差异，域外学科多受西方观念影响，而忽视了中国传记原初的概念内涵与属性，认为传记最初是通用的记叙文体，无严格的学科限定，其概念内涵具有时代性，同时认可传记兼具史学、文学之外的人类学等多元属性，并结合梁启超的观点，提出传记写作可拓展至群体人格塑造，挖掘其在地方史、民族史等领域的书写价值。
本次沙龙为传记与小说研究团队“会文”系列学术沙龙的第四十二期，讲座持续三小时左右，参会人员围绕主讲报告进行了热烈而深入的讨论，取得了良好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