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极，作为地球上最为纯净的大陆，是触摸全球气候脉搏的窗口，是地球生态“过去”与“未来”的交汇之处。随着我国国产大游轮建造技术实现跨越式发展、邮轮游逐步兴起，到南极去，成为不少公众梦想的“人生之旅”。那么，这部法律具体在哪些方面做出规定？对南极旅游有哪些影响？对国际南极治理意义几何？
中国海洋大学极地研究中心主任、法学院教授刘惠荣：“南极是地球的一个冷源、冷库，是全球气候变化的一个重要的调节器，又被人们称为地球上最后一片没有被大规模开发的净土。”
如刘惠荣所说，南极对全人类都极端重要，这也决定着南极治理的复杂与敏感性。所以，这样一片净土如何治理？1959年12月，阿根廷、澳大利亚、比利时等12个国家共同签署了《南极条约》，成为延续至今的国际南极治理法律基础。根据《南极条约》，南极洲应只用于和平目的，各国对南极的主权声索被冻结，应促进南极科学考察中的国际合作。刘惠荣介绍，1985年，我国成为《南极条约》协商国，拥有参加南极事务决策的权利；在《南极条约》29个协商国中，大多数国家已制定国家层面的南极相关法律；而此次这部法律的通过，填补了我国在该领域的空白。
刘惠荣：作为南极治理的重要主体，我们是《南极条约》29个协商国之一，有必要把《南极条约》这个国际条约，通过国内立法转化落地，从而指导我国的南极事业发展。这部立法对外来讲，是我们履约的一个基本框架，是一部履约法，是中国涉外法治的重要亮点，填补了我们作为协商国，还没有国内南极立法的空白。对内来讲，这部法的名称叫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它是规范我国各项南极活动的基本法律，全面系统地规范我国南极事业。
加快国内立法，不仅是履行条约义务的需要，更是深度参与国际南极治理的战略要求。其实，早在2017年，我国就提出将南极立法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那么，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这部法律有哪些亮点？刘惠荣表示，不管从原则性条款，还是此次三审稿作出的部分修改，都能看出我国在国际南极治理方面作出的深刻考量。
刘惠荣：在总则中，我们就把中国在南极治理中的主张、立场作了宣示，明确秉持我们国家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坚持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有别于有一些国家在南极事务中过分把本国安全利益输入到全球治理场域，以单边主义对抗多边主义。立法中规定了鼓励绿色低碳的方式开展南极活动，支持节能降碳、污染防治技术和装备，推动清洁能源应用，这也是中国有别于其他国家的创新之处。三审稿明确提出，国家要建立健全南极考察制度，而且要统筹南极科研方向，支持科研机构、高校、社会组织依法有序开展南极考察、科学活动，这也反映出自20世纪80年代开展南极考察以来，我们国家南极事业发展到今天的时代需要。
就在这部法律表决通过当天（11月6日），我国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迎来交付。近年来，随着邮轮游兴起，到南极去，是不少公众梦想的“人生之旅”。国际南极旅游经营者协会数据显示，20世纪90年代中期，前往南极的游客数量约每年8000人；而到了2023年至2024年的南极旅游季，已有超过12万人奔赴南极。中国赴南极旅游人数也增长迅猛，已成为到访南极的主要客源国之一。刘惠荣表示，不管是旅游、探险，还是婚纱摄影，南极活动的多样化，也是我国推进南极立法的重要原因。
刘惠荣：随着老百姓收入提高和对高端、极限旅游的期望增加，有必要通过立法来规范各种南极活动，保护南极环境，践行《南极条约》的基本精神。中国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包括外国人，只要从中国境内出发都要统一纳入规范。通过立法的方式，对旅行社、运营方、游客都有明确规定，比如说不能惊扰野生动物、不能遗留垃圾、不能触碰遗迹。三审稿中还强化了南极历史遗址或者纪念物保护，情节严重的设了10万到30万的罚款。这些年来不少游客想访问我们的科考站，可能对科考活动有一定滋扰，这部法律对怎样遵循科考站的管理规定也有要求，要征得同意，让南极旅游活动在环保底线之内有序发展。中国已经成为南极旅游第二大客源国，未来可能会发展更加迅猛，这部法对规范南极旅游活动是非常及时的。
刘惠荣：南极治理应当坚持《南极条约》体系为核心，应该秉持着多边的、协商的，环境保护优先、和平利用，兼顾全人类共同利益的这么一种南极治理理念。南极肯定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不能被地缘博弈和单边主义所主导。南极的生态环境特别脆弱，它的未来本质上取决于人类能不能守住自己在南极的活动，需要我们去平衡好科学探索、合理利用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这部法律落地后，向国际社会传递一种多边主义的主张，增强我们参与南极治理的底气，在认识南极的同时，更好地保护南极，推动南极治理沿着《南极条约》确定的和平利用这一核心原则发展，为推动南极的善治贡献中国的力量。
转自“央视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