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筹的逻辑：中国兼顾发展和安全的实践分析》
何艳玲、汪广龙（通讯作者）
本文刊发在《治理研究》，2022年第2期。
文章被《新华文摘》2022年第12期转载。
内容提要
发展和安全作为治理难题的本质在于，二者如何可能被一套体制逻辑所统筹容纳。文章认为，中国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历史不仅是对制度规则、政策任务、组织激励的临时纠偏，而且是围绕悖论进行的阶段性体制重塑。“总体性领导的整体治理”构筑了兼顾发展和安全的基本体制和历史经验。整体治理的内涵并非是对社会稀缺资源和规范的全面掌控和自上而下配置，而是强调通过对治理资源和治理主体的广泛动员，实现治理体系对风险和悖论的全面渗透和吸纳，构筑消解悖论的多层次机制。总体性领导也并非诉诸解放权力的先验赋予，而是在构筑统一战线和“共同”的历程中获得治理体制超越和自我否定的自由。
本文基本框架如下：
一、发展和安全的统筹难题
二、中国发展和安全的治理悖论与统筹研究
三、从总体性支配到全面管理：历史进程中的统筹实践
四、领导与治理的双重嵌入：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的新时代探索
五、总体性领导的整体治理：发展和安全的统筹逻辑
六、结论：统筹作为理解中国治理的关键词
理论和应用价值
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推进发展与保证安全都是需要实现的主要目标，也是重大治理挑战。我们可以观察到不少国家发展成功案例和安全治理的经验，但也有众多陷入安全困境的发展中国家，或者“秩序井然”却深陷贫困陷阱的国家。同时实现发展和安全的治理目标并非易事。
一般认为，安全可以为发展提供稳定环境，发展则可以提升各系统对抗不确定性的能力。但事实是，发展和安全很难自动进入互相促进的自我强化螺旋。发展和安全的统筹难题并非是在促发展时配套安全政策，或者在注重安全时平衡发展，而是两者如何被一套体制逻辑所统筹容纳。也正因此，发展和安全构成治理层面的两难抉择。
“中国不仅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也成为世界上最有安全感的国家之一”。中国治理如何可能同时容纳和实现两个目标，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通过回顾统筹发展安全的历史，文章认为，安全与发展的治理悖论并不在于两者在制度、政策与组织方面的矛盾，根本在于为应对外来的发展和安全压力而构建的“集体”治理体制与现代发展和安全治理逻辑本身的悖论。总体性领导的整体治理构筑了中国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基本逻辑，也是重要的历史经验。
随着发展和安全议题在全球弥漫，“统筹”在世界范围内也将具有普遍意义。经济和交往的全球化水平超过有效治理的全球化水平，这是类似新冠这种大疫情蔓延的症结之一。原有的全球治理结构不仅难以实现多层次确定性，更缺乏自我否定的力量，全球化的风险与收益在不同国家不对称分布。就此而言，中国统筹的逻辑对构建治理层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具有了实践意义。
个人简介
何艳玲，中国人民大学杰出学者，特聘教授，二级教授。入选国家级高层次人才，担任《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常务副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社会治理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兼任民政部全国基层政权建设和社区治理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城市规划学会控制性详细划学术委员会委员、住房与社区规划学术委员会委员。长期从事城市治理、行政改革和社会治理研究。相继在《中国社会科学》《社会学研究》《政治学研究》《法学研究》《管理世界》等重要期刊发表论文70余篇。曾多次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和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先后赴杜克大学、牛津大学、斯坦福大学访问并开展合作研究。
汪广龙，管理学博士，哈佛大学访问学者（2014-2015）。中国海洋大学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英才工程”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政府组织理论、发展行政、社会治安与社会纠纷。在《中国社会科学》《管理世界》《Journal of Chinese Governance》《开放时代》《中国行政管理》《公共管理学报》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多篇，文章被《新华文摘》《新华文摘（网刊）》《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以及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多次转载。主持国家社科基金等项目多项。研究成果先后获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三等奖，广东省哲学社科优秀成果奖一等奖、二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