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6日下午，由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主办、中国海洋大学青岛现当代作家研究中心、中国海洋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承办的“鲁迅与日本——东亚视角与中国方法”高端论坛在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学术报告厅（322室）召开。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博士生导师、中国鲁迅研究
会会长董炳月，北京鲁迅博物馆（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原常务副馆长、研究馆员、中国鲁迅研究会常务副会长黄乔生，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博士生导师、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赵京华，青岛大学文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吕周聚出席本次论坛。中国海洋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青岛现当代作家研究中心主任徐妍和中国海洋大学繁荣工程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邱焕星参加了本次论坛。
论坛全程由中国海洋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日本研究中心主任修斌主持。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熊明出席本次论坛并致欢迎辞。熊明首先代表学院师生表达了对做客学院、出席论坛的鲁迅研究专家的由衷欢迎；其次，介绍了中国海洋大学的文史传统与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的发展历程、基本架构、学科和专业、“名家课程”与“驻校作家”等多方面情况。熊明着重肯定了本高端论坛的重要意义：通过重新研讨鲁迅与日本的关系，可以重新发现鲁迅何以成为鲁迅，鲁迅如何看中国、说中国的方法。通过研讨，鲁迅对于学院师生俨然是不在场的在场性的现代经典作家。
主持人修斌从专家汇报题目中的“起点”、“形成”、“汇入”等词汇，谈及日本之于鲁迅有极其特别的意义。修斌梳理了鲁迅留学日本的时间线，认为这一时期奠定了鲁迅日后的文学和思想的基础，形成了鲁迅的思想架构，成为鲁迅精神历程的原点。修斌认为，本次论坛从东亚视角、选用中国立场和方法，展现了专家们独特的学术思考和引领，相信围绕“鲁迅与日本”这一议题来展开讨论，会带领我们回望历史，着眼未来，进入充满魅力的鲁迅世界。之后，在修斌的主持下，六位专家相继展开主题发言。
董炳月作了题为《1903-1918：鲁迅文学道路上的三个起点》的主题发言。他提出了鲁迅文学道路上有三个起点：第一个起点是1903年5月创作小说《斯巴达之魂》。关于该篇是翻译还是创作的争议，董炳月赞成“创作”说，而不是“译述”（一边翻译，一边叙述），且认为该篇是鲁迅创作的第一篇小说；第二个起点是1906年3月鲁迅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弃医从文。第三个起点是1918年4月首次使用“鲁迅”笔名创作了小说《狂人日记》。三个起点作为一个系列从整体上看，能看到鲁迅文学中的某些重要问题：第一个问题，是鲁迅的文学活动与近代日本密切相关。这种密切关系显现出日本的社会状况、思想文化环境对鲁迅的多方面影响；第二个问题，是鲁迅文学从一开始就包含着反帝主题。前两个起点都有涉及，甚至可以说，鲁迅文学中的反帝主题早于反封建主题的生成；第三个问题，是鲁迅启蒙者身份和启蒙观念的主观性和复杂性，即鲁迅对于启蒙对象即“中国人”的认识有主观的、想象的成分。
黄乔生作了题为《〈摩罗诗力说〉：鲁迅建构“世界文学”的一次尝试》的主题发言。他从80年代赵瑞蕻的《鲁迅〈摩罗诗力说〉注释·今译·解说》与日本学者北冈正子的《摩罗诗力说材源考》的比较谈起，认为《摩罗诗力说》贯穿着一条世界主义、世界文学观念线索。黄乔生认为，鲁迅通过系统阅读欧洲摩罗诗派的书籍，构建了一个反抗压迫、追求自由的思想世界，也使得鲁迅的“世界文学”理念兼具人道主义与世界主义特质。由此，黄乔生提出鲁迅一生作了两次理论建构：第一次是“世界文学”的理论建构——《摩罗诗力说》是鲁迅作为一个“文抄公”描述浪漫主义文学传统、以直觉和真心建构“世界文学”的尝试，而直觉来自于他对中国的现实关怀。第二次是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学建构——无产阶级文学、革命文学理念催生的左翼文学，是一种具有世界主义、国际主义意识的思潮，也是一种建构世界文学的努力。
赵京华作了题为《鲁迅与日本——东亚视角与中国方法》的报告。在赵京华看来，本论坛议题包含两重结构关系，一个是鲁迅留学日本的七年多经历如何奠定了他后来思想文学的发展方向和某种精神要素；另一个是战后日本几代知识者如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鲁迅研究传统。赵京华着重强调日本鲁迅研究有三个值得借鉴的意义：第一，日本鲁迅研究有着鲜明的东亚视野。第二，日本鲁迅研究与本地区、本民族的现实课题紧密关联。其三，日本学人能够把思想批判和科学实证研究有效结合起来，创造出了一个日本的鲁迅研究传统。最后，赵京华借寇志明文章发问，为什么中国人没有把鲁迅推向世界思想的中心？他提出，一方面，要抱有解决本国现实课题和世界当下困局的问题意识，搭建起阐释鲁迅的崭新架构，并再次激活其思想文学的深层内涵；另一方面，创造属于自身的方法论路径，即要从“中国的位置”出发去看鲁迅，看鲁迅与亚洲与世界的关系。
吕周聚作了题为《作为媒介的日本与鲁迅留日时期多元思想的形成》的报告。吕周聚对媒介进行了广义和狭义的界定。吕周聚认为,日本正是以媒介的形式对鲁迅产生影响：鲁迅首先是从日本媒介中汲取信息（输入）；其次鲁迅又给日本媒介提供信息（输出），表达多元思想。留日时期的鲁迅思想的形成主要体现在：鲁迅通过对梁启超的改造中国国民性的思想接受及对科幻小说《造人术》的翻译，奠定了改造国民性的思想基础；通过对日俄战争事件的反思与小说《斯巴达之魂》的创作，确立了反帝主题；通过阅读、翻译、创作科学论文，形成了以进化论为核心的科学思想；通过弃医从文之后对《文化偏至论》《破恶声论》《摩罗诗力说》的写作而形成了个人主义思想和“立人”思想。但这种个人主义思想与西方的极端个人主义思想有所不同，而是服从于救国救民的现实需要。
徐妍作了题为《科学的与直觉的：留日阅读与鲁迅两种思维的形成——以〈人之历史〉与〈文化偏至论〉为例》的发言。徐妍认为，《人之历史》是鲁迅通过“日文书”的阅读所形成的科学思维来认知人的生物进化史。而鲁迅的科学思维并不是为了科学本身，而是为了科学地看人——科学地看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徐妍还发现，留日时期的鲁迅海热衷于对十九世纪欧洲神思宗派哲学家及其哲学书籍的阅读，从而形成了以直觉把握文化本质的思维方式。在《文化偏至论》中，有许多直面现实的批判与指向未来的判断，仅依靠鲁迅已经获得的现代知识和累积的经验、切实的生命体验为依据、再依靠鲁迅的敏锐的感知力而快速地对问题作出判断、猜想和设想，展现了鲁迅直觉思维的特质：简明性、自省性、内曜性。两种思维之间存在内在联系：鲁迅对科学思维的坚持越发自觉，越是清晰地察觉到科学思维的限度及其可能导致的问题。
邱焕星作了题为《中日间的“鲁迅革命传统”建构》的主题发言。邱焕星首先指出中日学界对于“鲁迅革命传统”的建构存在差异：中国学界长期受瞿秋白“鲁迅自带革命传统”论断的影响，强调鲁迅的革命性虽独立但低于无产阶级革命传统，最终被整合进政党话语体系；而日本方面则相反，如竹内好、丸山升侧重鲁迅的“抵抗主体性”将鲁迅的革命精神置于马克思主义框架之上。邱焕星主张，关于鲁迅与共产革命的关系，应该回到鲁迅自身去认识：鲁迅始终主张“无方向转换”，仅将马克思主义视为纠正进化论偏颇的工具，并在左联时期以“横站”的姿态维系革命联合战线的独立性。邱焕星进而提出，应该从主体间性的角度来理解鲁迅与共产革命的关系。而鲁迅革命传统与其他革命传统的联合战线，实际反映了革命同路人的主体性、自由漂移性和游牧性，这种“多元联盟”、“多元主体”和“多元革命”更加契合二十一世纪的“后革命时代”。
讲座引起在场师生热烈的反响和讨论。修斌对与会专家的报告进行了恰切的评议。徐妍对本次论坛进行了学术总结。她说，本论坛规模小，人数少，但规格高、意义深远，因为在21世纪错综复杂的今日，受邀出席本论坛的鲁迅研究专家都是对鲁迅以及留日鲁迅有精深研究的专家，不约而同地选择以中国为方法来重评鲁迅与日本的关系，以此回应21世纪的中国人与世界人所置身的困境，由此东渡日本的鲁迅经由日本鲁迅研究，作为“世界人”重新回到“在世界中”的中国来。
（通讯员 唐 威 图片：唐 威）
